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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氏“以德为本,儒贾相通”的商业价值理念


       明清晋商以独到的眼光、超常的智慧、惊人的胆略和勇气,将传统文化中和谐中庸、诚信重义的经营理念成功融入商业实践,创造了诸多明清商界奇迹。在八大晋商中,外贸世家榆次常氏,诚信重德、以德为本,将传统儒家的“仁”“德"思想贯穿商业活动,成就了常氏货通俄蒙、独领风骚的外贸商界典范。

 

       据《山西外贸志》载:“在恰克图从事对俄贸易众多的山西商号中,经营最长,历史规模最大者,首推榆次车辋常家。”常氏一门从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七代,沿袭一百五十多年。尤其在晚清,在恰克图十数个较大商号中,常氏一门独占四席,实属商界奇迹。然而,常氏的成功之道,既有与其他晋商共性的一面,但更主要的是其自身所长期培育和践行诚信、仁和的“仁德”理念。从明清商帮肇兴的缘由看,无论晋商、徽商还是浙商等,都有其相对特殊的自然与社会背景,那么晋商的兴盛很显然也是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双重选择的结果。而且这种选择也是构成其价值取向的外因,但真正成就其辉煌业绩的则是内因,即儒贾相通的价值观。内因与外因相互作用,促成了晋商从价值摸索到精神自觉再到商业文化价值定型的完成。

 


 

 

一、对传统儒与贾的认知

 
 

 

在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观念是重儒轻商,故四民中以士为一等,商为末等。但明清晋商认为,商和士农工是同等重要的事业,都是本业。由于他们把儒家教育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引人商界,从而有了商业之繁盛。

对于儒和贾,明清社会上的一般看法是“儒为名高,贾为厚利”,认为儒与贾追求目标不一,前者为名,后者为利。但一些山西商人却认为,虽然传统的经世之道是“修身、正己、齐家、治国、平天下”,但其前提是自我修为。但如何修?他们结合自身的特殊性提出了儒贾相通观,他们认为行贾也可习儒,儒可贾,贾可仕,仕可不失贾业,主张用“儒意通商”。为此,明清晋商大都注重教育与人才培养,注重以学保商,提倡“学而优则商。如榆次车辋常氏,他们尊师重教,为子弟提供了优越的学习条件,但其目的不是入仕,而是为常氏经商活动培养人才。常代八世常吉为县贡生,是家族中入贡第一人,从此开常家习儒兼贾之风。九世常万常万达兄弟在就学时,学习成绩优良,但学成后未去参加科考,而是随父亲常威到张家口经商。由于常氏兄弟有文化,经商多谋略,其所创“十大德”、“十大玉”商号,誉满商界:十二世常麒麟,虽已选拔贡,但放弃仕途,承继祖业。其子常继丰,少年就学时,词章粹美,他考人国子监,并实授“游击”之后,但仍然弃官经商。即使到民国年间,常氏家门重学之风仍盛,如1921年,常家就有4人赴日留学,有10人从省内外大学毕业,体现了“世兼儒贾为业”之门风,称之为晋商中的“书香门第”实不为过。难怪名士刘大鹏在他的《退想斋日记》中说:“余于近日(在)晋接(触)周旋了几个商人,胜余十倍,如所谓鱼盐中有大隐,货殖内有高贤,信非虚也。自今以后,愈不敢轻视天下人矣”。

可以说,常氏自九世以后数代子弟,虽说学问造诣不凡,但都恪守“吾家世资商业为生计””的祖训,坚持以学保商,商学结合,学中有商,商中有学,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对常氏商业乃至晋商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以仁德为本,立身处世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晋商常家正是以仁德、诚信的处世和经营之道成就了其在商界的地位。常氏子弟大多坚持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常麒麟曾说:“ 子贡亦贤人也,吾从子贡。”其表现就是以儒家贤者作为自已从商的终极目标。

明清时期的晋商十分注重自身的德行修养,他们以商业经营为立身的基础,并依托其走向精神层面的价值追求。作为儒家伦理思想范畴的美德观念,孔子以“仁”为内核,是个人修为至上之根本,是一个人行为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而以其为本所衍化出的‘德”则是在行为外化方面要顺应自然、与人为善、顺应社会,不违背规律,去融入社会和发展自己的本业。从明清时期常氏商业发展轨迹来看,数代常氏在孜孜追求商业发展的同时,始终将“修德”作为根本并付实践。

清后期自然灾害严重,民不聊生,常家能在天灾之年,周济乡里,造福桑梓就是其“仁德"的表现。《榆次县志.行实略》载:“常秉直,车辋里人,年近八旬。子德元欲以音樽为父祝嘏,秉直日:‘ 值此饥年,粮价腾贵。与其宴客一日,曷若济贫三冬?’于是捐米六十石,所活甚众。里人匾其门曰‘德被桑梓’。”但常氏的义举并非偶然,而是家庭文化教育与熏陶长期积淀的结果。后,一直到光绪三年,北方大旱,八十多个州县庄稼颗粒无收,灾民流离失所,卖儿卖女载道,百姓以树皮草根果腹。这种境况一连延续三四年,人口与同治元年相比,减少近十余万。当时担任里正的第十二世常恪和第十三世常立仁主动筹资施粥,“十三世立仁出家粟二屋助之, 且借村众籽种焉。”据统计,灾荒期间,常家向官府共捐输达三万余。到十四世常望春时,他仍沿承祖德,纠集族人捐资助民,接济村民度过灾年等,类似这样的记述不胜枚举。常氏一门的行为不但体现了其以德为本、仁爱天下苍生的高尚品质,而且赢得了民声,朝廷给“世德堂”和“世和堂"所赠“乐善好施”匾也从一个侧面肯定了常家一门的功绩。难怪,在光绪二十三年,常立仁去世后,“乡人相顾出涕曰:‘吾侪无福, 何使斯人长逝耶?’僧侣辈且有哭失声者。及葬,不知名姓赙奠者有百余,率称受先生之德云。”当然,重要的是,这种无形的“广告”也为其商业的跨步发展积淀了基础。这是其一。

诚信晋商,世所公认。那么常氏所秉承“诚”与“信”的做人与经商理念,就是要先做人,后经商,将做人的道理应用于商业活动中,以诚为本,视质量与信誉为经商之正道。“诚者,天之道也。”“不诚无物”心, 他们认为,无诚、无信就是违背天道。对于“诚”的认识,孟子在《孟子.离娄》中就曾说:“思诚者人之道也。”°其后,荀子也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到宋代,周敦颐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诚”概括为“五常之本,百行之源。”足见,在古代,无论圣人抑或大儒,都将诚视作一切德行的基础。 而作为“诚”的另一半,或者说与其同出的“信”在儒学伦理中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信” 是以“诚”为基础的,是对道德原则信念的坚持与执行。其从孟子开始就将其视为人伦之一 ,类似的说法无论是汉代的董仲舒还是宋代的《朱子语类》都有表述。如,在经商过程中,商号之间资金经常发生“相与”,也就是一般意义上讲的商号间以借贷为主的相互业务往来。对待“相与”相当的慎重。一般是在信贷等相互业务发生往来前,要对对方作一详细了解,在确认对方的信用记录后,才与之开展信贷或银钱来往。既经来往,则要善始善终,即使对方中途因某种原因发生变故,明知无利可图,也不因此而中途绝交。就连对方倒闭,所贷款项成了死账,也就顺其自然,当作教训,因为在他们看来,利是商家之血,但信更是商家之命。据载,“榆次常氏 ‘天亨玉’掌柜王盛林在财东将要破产时曾向其‘相与’‘ 大盛魁’借银3- -4 万两,让财东把‘天亨玉’资本利润全部抽走。天亨玉’在无资金情况下全靠借贷维持,仅将字号改为‘天亨永’,字号能照常营业,未发生倒账,全凭了王盛林掌柜的人格信用。1929年‘ 大盛魁’ 发生危机时,王掌柜派人送去2万银元。当时有人反对,认为此款放出去根本无法归还。王掌柜正色道:‘ 假如20年前没有大盛魁的支持,天亨玉早完了,哪里还有天亨永呢?足见,常氏的信誉是有名有实的。白明东在《晋商常家商业伦理的基本特征》一文中指出:常家将儒学诚信充分运用与修身、经商之中。以诚为本、杖信如山。在多年商海拼搏中,始终坚持社会大义,尚义求利。可见,正是本着德善天下、诚信无欺的做人与经营理念,以茶叶为经营主体的常氏,在采购、加工和销售茶叶过程中,无论是当地官绅、茶商还是土著百姓,抑或蒙、俄等异域外邦,他们都和谐共处,即使遇到困难,也能凭借多年来树立的大好声誉,闯过难关。





三、言行不离“德”

 
 

 

众所周知,常氏家族是东口创业即以“大德”为号做砖茶生意的晋商望族之一,“大德常记”由八世祖常威所开创,也是常氏家族涉足旅蒙茶叶生意的最早字号。

过去,大多商家对字号的命名很讲究,十分注重文化内涵、文化审美,从其初衷而言,都是想起一个响亮的名字,从而“扬名立身”管其中难免有“金玉其表”之类,但这在500年的晋商大贾中毕竟是少数。如果我们梳理明清时期的晋商,不难发现,但凡跻身名商行列的,不仅字号名称响亮,更主要是其在商界梳理的信誉和所取得的商业成就。他们很清楚,字号的树立,不只是一块牌子,要取得名声,更要得到信誉,才是长久经商之道,信誉不存,名声焉附?常氏家族创始人常威有着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基本信念,有着朴素的道德观、价值观和处世观,还同时具备以商为本的敬业精神。如果说,在众多的商业买卖人中,对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了解和认识不在少数,有的“道德学问”远在常威之上,但贵在常威能将“德”化于心,能将商业与修身很好融合,做到恰到好处。他在东口创办身家的字号之初,就将“德”字用在其中,把自身所追寻的传统信誉和信仰通过字号向社会明示,经商要以“德”为本,并且将其与家族姓氏“常”字连为一体,取意“德”之久远,其寓意之深远在“福”“益”“庆”等之上,但“也同时承载了一个商家字号沉重的社会承诺,在当时社会是不多见的。在其以后,常家分为南北二常蜷缩常专注外贸,先后创立了以大德玉为总号的大升玉、大泉玉、大美玉、独慎玉商号,形成了专营恰克图外贸生意的常氏“玉”字连号,连同国内的大昌玉、保和玉、三德玉、顺德玉和大涌玉合称“十大玉”,业务遍布苏州、上海、汉口以及莫斯科等地;南常则以“世荣堂”为依托,先后开设大德川、大德美、大德昌、大德常、大德亿、大德懋、大德光、大德正、大德丰等十大商号,并称“十大德”。随着南北二常生意的不断扩大,常家一跃成为八大著名晋商之一。

庚子事变发生后,常氏商业受到一定损失,转而开始创办近代家庭工业,如敦义和蚕桑局、敦睦和织布工厂等,另一方面还通过向保晋矿务公司、晋华纺织公司投资,获利颇丰。末、民初,常氏商业逐渐走向衰落,对外贸易方面,俄商拖欠巨款,俄政府税额过重。另一方面,内地政局不稳,货款无法回收。在内外双重挤压下,常氏商业走向没落。反观历史,常氏以德为本,因德而兴。但当内外环境发生变化时,仅靠诚信和信誉来维系商业的运营显得尤为苍白,其中关键的问题就是德、法二者不能并举。


结语
 
 

 

我们说,信誉至上是商业经营的道德准则,更是晋商处世立本的价值核心。晋商在具体的经营过程中非常注重树立形象和维护自己的信誉,在市场交易中宁可亏本决不失信。正是由于晋商注重道德信誉,把诚信不欺作为商海取胜的秘决,所以能在商帮林立的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出大,饮誉海内外。但作为一个行当,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行业地位的不断提升以及商业运营模式的渐变,过去不合理的商业壁垒业已退出历史舞台,原有的多种经营理念也在悄然改变,那种“有德缺法”单纯依靠信誉来维系商业正常运转的方式已经愈来愈不适应新的经济发展的需要。这种不适应性在明清以常氏为代表的晋商兴衰已初现端倪。正如笔者曾经说过:如何构架“德”“法” 兼治的良好商业环境,是当前我们需要借鉴明清晋商的兴衰而潜心思考的问题。